“我珍藏在這個小圓盒中有一個金發(fā)少女的面容……我為她寫下了一首悲傷的挽歌，我珍藏著這個甜蜜而永恒的紀念。”正如米蘭人文主義者安杰洛·迪森布里奧（Angelo Decembrio）在1450年代《論文學優(yōu)雅》中所描述的，如今掛在世界各大博物館墻上，文藝復興時期的肖像畫隱藏著無數(shù)的秘密：被覆蓋的素描、隱藏的自畫像，甚至是巨大的頭骨……似乎提醒著觀眾，人必有一死，又在記憶和圖像中化為永恒。澎湃新聞獲悉，4月2日起，紐約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的展覽“隱藏的面孔：文藝復興時期的帶蓋肖像”（Hidden Faces: Covered Portraits of the Renaissance）試圖展現(xiàn)另一個鮮為人知的層面——許多肖像曾經(jīng)被畫封遮掩，而且肖像的背面通常包含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圖像,其中也包括了肖像親密和互動的本質(zhì)。提香，《愛的凱旋》(遺失肖像的畫封)，約1545年 ?牛津阿什莫爾博物館這是第一個研究歐洲十五和十六世紀多面肖像傳統(tǒng)的展覽。展覽展出了漢斯·梅姆林（Hans Memling）、提香（Titian）和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等藝術(shù)家的60幅作品，強調(diào)被遮蓋的肖像畫的互動性質(zhì)。我們通常認為，肖像畫是固定在墻上的二維作品，不可改變且永久可見的。然而，在文藝復興時期，私人肖像經(jīng)常被隱藏在其他畫作之下，這些被用作畫封（蓋子）的繪畫像是序幕，構(gòu)成這些三維的、可攜帶物品（作品）。馬可·馬齊亞萊 (Marco Marziale) 的《男人肖像》的背面有一幅寓言風景。這些肖像“通常并不輕易示人，而是供特殊的揭開和觀看”。展覽策展人艾莉森·曼格斯·諾蓋拉 (Alison Manges Nogueira)說。肖像是其主要圖像，但作為一件整體作品，一般畫封和背面裝飾著豐富的象征性圖像和銘文，揭示了畫中人的品格特征，同時在物理上隱藏了其肖像。觀者被邀請通過其封面來判斷肖像，解碼其謎一般的象征、寓言和神話，并揭開其背后的人物，肖像的背面，也會在形式和意義上，揭示畫中人的身份，以及作品作為友誼、愛情或政治忠誠的象征的功能。“我們應該更多地考慮其他圖像對整件作品的影響。”奧古斯都金幣（右為背面），羅馬，公元前20–公元前19年，多面肖像起源于15世紀早期的荷蘭，然后傳播到意大利和北歐其他地區(qū)。根據(jù)諾蓋拉的說法，這一做法建立在古代傳統(tǒng)之上，包括在禮拜儀式中揭開神圣藝術(shù)品的傳統(tǒng)、在窗簾后隱藏情色圖像的傳統(tǒng)，以及鑄造硬幣和獎章的傳統(tǒng)，硬幣和獎章的背面圖像通常是對正面塑造的人物的頌揚。十四世紀的宗教繪畫也對這一流派產(chǎn)生了影響，因為許多作品的背面繪有畫面，既可以防潮，又可以“增強宗教敘事”，諾蓋拉說。帶屋頂裝飾的祭壇畫，德國，約1490年 正面和背面帶屋頂裝飾的祭壇畫，德國，約1490年（打開后）羅吉爾·范·德·韋登（Rogier van der Weyden，荷蘭），《弗朗西斯科·德·埃斯特（1429年-1486年)畫像》，約1460年畫封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包括在畫框凹槽中滑動的木板，鉸鏈雙聯(lián)畫、窗簾，盒子和掛墜盒等等。雖然文藝復興時期的資料證實了多面肖像的普遍存在，但大多數(shù)此類作品已經(jīng)失去了原始的畫封和背面圖像，掩蓋了它們以前結(jié)構(gòu)的證據(jù)。這意味著這種傳統(tǒng)被長期地忽視。少數(shù)幸存下來的例子往往受損嚴重或難以展示。雙面肖像也面臨著類似的挑戰(zhàn)，因為在傳統(tǒng)美術(shù)館墻上陳列的環(huán)境中，同時展示兩面通常并不可行。伯恩哈德·斯特里格爾（Bernhard Strigel,）《Margarethe V?hlin肖像》（左)和背面的盾徽，1527年，華盛頓國家美術(shù)館藏在有些情況下，畫作及其畫封在某個時刻被分開，存放于不同的收藏中。大都會博物館的展覽重新展示了其中的一對——來自華盛頓國家美術(shù)館收藏的洛倫佐·洛托（Lorenzo Lotto）寓言場景與法國第戎美術(shù)博物館（Musée des Beaux-Arts de Dijon）收藏的一位女性肖像。洛托的書信提供了有關(guān)多面繪畫傳統(tǒng)的寶貴信息，這位威尼斯藝術(shù)家的贊助人對他選擇裝飾其畫封的神圣圖像感到困惑。1505年洛倫佐·洛托的《喬凡娜·德·羅西的肖像》(左，法國第戎美術(shù)博物館藏)；《貞操的寓意》的肖像畫封(右，華盛頓國家美術(shù)館藏)“他回信建議他的贊助人，需要想象力賦予它們的意義。”諾蓋拉說，“這對我們今天而言，仍然受用，因為這些圖像依舊令人困惑。而在當時，它們也以多種不同的方式被解讀。” 除了限制肖像被看到外，多面畫像還允許藝術(shù)家評論自己的作品，將反映肖像性格的寓言場景繪制在可移動的蓋子或肖像的反面。例如，梅姆林的《貞潔的寓言》最初可能是與已經(jīng)遺失的名為芭芭拉的女性肖像搭配在一起的，希望喚起人們對同名圣人的聯(lián)想。漢斯·梅姆林（荷蘭），《貞潔的寓言》(或為一幅遺失肖像的畫封)，1479 - 1480策展人諾蓋拉在研究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對雙面肖像時萌生了舉辦這次展覽的想法。這些小巧的畫板由威尼斯藝術(shù)家雅科梅托·韋內(nèi)齊亞諾 (Jacometto Veneziano)創(chuàng)作于1485年至1495年之間。其中一幅被確定為阿爾維塞·孔塔里尼 (Alvise Contarini，威尼斯第 106 任總督)的肖像，其背面繪有一只被拴住的雄鹿。另一幅畫描繪了一名可能是修女的女性，其背面嚴重受損，似乎包含了一個灰調(diào)（grisaille）場景（一種藝術(shù)家使用灰色在二維形式中模仿雕塑的技術(shù)）。雅克梅托《阿爾維塞·孔塔里尼肖像》(左)和背面所繪的《拴著的雄鹿》(右)，約1485-1495年，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藏被保存在同一個肖像盒中雅克梅托的兩件小肖像，右邊的女性可能是圣塞諾多修女；反面以愛、奉獻和悲傷為主題。“這些成對的肖像最初被集合在一個盒子中。”諾蓋拉說，“它們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研究，也一直是謎。關(guān)于他們是誰，他們的關(guān)系是什么，以及背面圖像意味著什么。”在展覽目錄中，策展人提出，解開謎題的關(guān)鍵在于灰調(diào)場景，她將其識別為神話英雄俄耳甫斯，他彈奏樂器，懇求冥河中的擺渡人卡戎給他一次機會，去尋找他死去的妻子。“通過俄耳甫斯的形象，阿爾維塞不僅宣稱自己是一位鰥夫，也是一位有教養(yǎng)的音樂和詩歌愛好者。”女性肖像（可能是圣塞諾多修女）的背面，約1485-1495年當代觀眾會“傾向于偏愛肖像并認為背面是次要的”，部分原因是面板的這一面通常由藝術(shù)家工作室繪制，再由藝術(shù)本人最后潤色。文藝復興時期也存在類似的偏見。大約在1485年，梅姆林在一幅年輕男子肖像的背面上繪制了瓶花，創(chuàng)造了歐洲歷史上最早的靜物畫之一。策展人說：“這確實是一個杰出的例子，展示了藝術(shù)家如何利用肖像的背面和畫封，來試驗那些，當時并不一定被認為是值得繪畫的主題。”漢斯·梅姆林，《男子肖像》(左)和背面的《壺花靜物》(右)，約1485年，?馬德里提森-博內(nèi)米薩國家博物館最終，策展人希望觀眾能通過展覽更清晰地理解文藝復興肖像畫的復雜主題。“當看肖像時，我們看到的或只是碎片。”諾蓋拉說：“這是我們在觀看祭壇畫的碎片時所能認識到的。我們知道它曾經(jīng)屬于一幅更大的作品。但是當涉及肖像時，通常不會想到這一點，但事實上，還有很多東西需要我們?nèi)グl(fā)現(xiàn)。”老盧卡斯·克拉納赫（德國人），《一個拿著念珠的男子肖像》，約1508這幅肖像是一幅被拆除的三聯(lián)畫的一側(cè)，這位年輕、衣著得體的男子似乎在默默祈禱，他的戒指上刻有兩個荷蘭貴族家庭的紋章，表明他來自荷蘭。這幅畫可能是克拉納赫在1508年訪問荷蘭時畫的。附：展覽板塊遮蓋世俗與神圣藝術(shù)文藝復興時期的多面肖像構(gòu)成了隱藏藝術(shù)品的悠久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從古代一直延伸到現(xiàn)代。在神圣領(lǐng)域，這種覆蓋物的材料和形式多種多樣，包括有百葉窗的祭壇畫、圣物匣、固定在畫框上或以彩繪手稿縫制得帷幕，以及基督教大齋節(jié)慶祝活動中使用的面紗。圣物的包裹增強了其神圣性，揭示圣物是宗教實踐的核心，這一形式激活圖像并向觀者傳授神圣的知識。肖像和其他類型的世俗圖像（如裸體畫），經(jīng)常被簾子或蓋子等遮蓋，從而增加了隱私和期待感。除了防止光線、污垢和其他形式的損壞之外，遮掩對于肖像畫的觀賞和意義至關(guān)重要，特別是當其封面裝飾有與畫中人相關(guān)的紋章圖像時。西蒙·馬米恩（法國），《基督之死》，約1473年西蒙·馬米恩（法國），《基督之死》背面皮薩諾(意大利），西莉亞·岡薩加肖像勛章(正面);月光下的獨角獸(背面)，1447年十五世紀北歐帶蓋肖像畫15世紀早期，以寫實主義繪制的半身肖像在勃艮第屬尼德蘭地區(qū)蓬勃發(fā)展。與雙面宗教繪畫類似，許多由揚·凡·艾克及其同時代人創(chuàng)作的作品都在其畫框和背面繪制了仿石材花紋（如大理石或斑巖），以突出畫中人的地位和他們的形象在后世的持久性。后來，在羅吉爾·范·德·韋登 (Rogier van der Weyden) 的領(lǐng)導下，肖像的背面也被裝飾有紋章和個人徽章，以表面人物的身份和世系。在1470年代和1480年代，特別是在漢斯·梅姆林 (Hans Memling) 的領(lǐng)導下，肖像的背面和畫封成為世俗圖像實驗地。該展廳中的靜物、植物學研究、虛幻場景和寓言經(jīng)常暗示生命的短暫，代表了這些繪畫流派的早期例子，之后它們成為了獨立的繪畫主題。羅吉爾·范·德·韋登工作室，一本打開的書和男人肖像（或為紀堯姆·菲拉斯特）；右圖為冬青樹枝和銘文（背面），約1430年代Wolfgang Beurer（德國），《約翰·馮·賴金肖像》（左)和背面帶有紋章的野人，1487意大利帶蓋肖像畫15世紀末，意大利的多面肖像開始大量出現(xiàn)，它們的畫封和背面繪有與北歐肖像相同的、高度富有想象力的寓言圖像。正如繪畫的風格和技術(shù)創(chuàng)新在阿爾卑斯山的南北傳播一樣，越來越多的肖像語言結(jié)構(gòu)和伴隨它們的象征圖像也在傳播。除了佛羅倫薩之外，威尼斯在雅科梅托·韋內(nèi)齊亞諾 (Jacometto Veneziano)、洛倫佐·洛托 (Lorenzo Lotto) 和提香 (Titian) 等藝術(shù)家的帶領(lǐng)下，盛行一種多面肖像。 從小巧的木盒到大型畫布畫封（威尼斯獨有的媒介），肖像的組合將人物的身體與古典時期的場景和銘文結(jié)合，將其與個人美德（如貞潔），以及對智力、道德和社會地位的頌揚匹配。畫封與其所掩藏的作品之間的關(guān)系通常是有意模糊的，旨在引起觀眾間的討論。洛托在他的整個職業(yè)生涯中為肖像和圣物創(chuàng)作了各種畫封，他在1524年生動地表達了這一點，并建議他的贊助人“需要想象力來揭示（畫封和背面的含義）”。雅科梅托（意大利人，活躍于威尼斯），《男子肖像(可能是彼得羅·本博）》和背面賀拉斯的詩和綁在一起的月桂枝，約1475-1497洛倫佐·洛托（意大利），帶有寓言故事的畫封，約1505年十六世紀北歐肖像畫十六世紀上半葉北歐制作的雙面和有蓋肖像延續(xù)了過去幾十年建立的傳統(tǒng)，紋章和寓言仍然是伴隨的象征性圖像的主要形式。除了紐倫堡、奧格斯堡和法蘭克福等德國城市的富商和銀行家外，薩克森選帝侯也是多面肖像的重要贊助者，這些肖像的功能從愛的象征到政治宣傳各不相同。這個展廳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來觀看通常難以全方位展示的肖像背面。背面的圖像通常帶有象征性和紋章，這些圖像曾經(jīng)在展示畫中人時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如今因在收藏過程中被貼上收藏信息或襯木（19世紀添加的木板，用作結(jié)構(gòu)支撐）部分遮擋。由于這些原因，以及展示的復雜性，許多肖像的雙面特性仍然鮮為人知。丟勒（德國，紐倫堡），《帶有骷髏的紋章》，1503年歸于小路德格·湯姆·林（德國），《帶有滑動畫封的女子肖像;滑動肖像畫封》，約1560 可攜帶的肖像 作為友誼、愛情或政治忠誠的象征，小尺寸的肖像經(jīng)常作為訂婚、結(jié)婚或旅行的禮物贈送。這些小巧的肖像可以是繪畫、裝飾、烤漆，還有可能是木制或蠟制的雕刻品，可以融入盒子、鍍金吊墜、硬幣和手表中。這些個人私密的作品可以攜帶或佩戴在身上，為了便于攜帶，通常附有盒子或袋子。盧卡斯·克拉納赫 (Lucas Cranach) 和漢斯·霍爾拜因 (Hans Holbein) 等德國藝術(shù)家繪制的小肖像（裝在盒子里的圓形圖像）與1520年代開始的法國和英國宮廷微縮肖像的發(fā)展相似。新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利用其可傳播的優(yōu)勢，委托老盧卡斯·克拉納赫創(chuàng)作了許多他和妻子的成對小圓像。這些物品被裝在小木盒里，作為這對夫婦1525年備受爭議的婚姻（1525年6月13日，路德與一個于1524年從修道院中逃出來的修女卡塔琳娜·馮·博拉訂婚，6月27日兩人結(jié)婚。對路德來說，這是他對理論的實踐，因為他很反對修道院神父和修女不能結(jié)婚的規(guī)定）的宣傳材料進行分發(fā)。小漢斯·霍爾拜因（德國），《穿著皇家制服的男子肖像》，1532-1535年老盧卡斯·克拉納赫（德國），《馬丁·路德和他的妻子》，1525年。以一系列裝在木箱里的雙面肖像來慶祝他們的結(jié)合。 注：展覽將持續(xù)至7月7日，本文編譯自史密森尼雜志和大都會博物館展覽網(wǎng)站。